世紀．Intellectuals﹕他，以及哈伯馬斯 專訪帕西奧利獎首位獲獎華人：汪暉

世紀．Intellectuals﹕他，以及哈伯馬斯
專訪帕西奧利獎首位獲獎華人：汪暉

汪 暉，1959年生，現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。曾先後在哈佛大學、加州大學、華盛頓大學、香港中文大學等大學和研究機構擔任研究員、訪問教授。主要著作 有：《反抗絕望：魯迅及其文學世界》（1990）、《無地徬徨：「五四」及其回聲》（1994）、《汪暉自選集》（1998）、《死火重溫》 （2000）、《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》（2005）等。汪暉曾在1996年至2007年擔任《讀書》雜誌主編，在其任內，《讀書》依然是內地最有影響力的 雜誌之一。

　編按：中國著名學者汪暉，與德國哲學家哈伯馬斯同獲2013年度盧卡‧帕西奧利獎（Luca Pacioli Award），汪暉成為第一位獲授此學術獎項的華人。本版記者致電汪暉訪問，談談他對中文學術書寫在國際的位置如何，展望中文學術在國際上的發展。

　 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汪暉，近日與德國哲學泰斗哈伯馬斯（Jürgen Habermas），共獲意大利威尼斯大學（Ca' Foscari University of Venice）頒發「盧卡．帕西奧利獎」（下稱「帕西奧利獎」），揚威國際學界；中國學術寫作，達到可與世界級哲學家比肩的程度。但對獲獎，汪暉在電話那 頭指出，這其實是中國愈來愈受到世界關注的結果，謙稱與他個人並無關係。

　中文學術書寫始受重視

　 帕西奧利獎由創立於1868年，由威尼斯大學創立，以文藝復興時期的「會計學之父」Luca Pacioli命名，旨在表彰運用跨學科方法做出創造性研究的國際著名學者。威尼斯大學亞洲及地中海非洲研究所所長李集雅讚揚汪暉「經過漫長的文學史和思 想史研究的旅程，他對傳統分析提出質疑，解構老一套的亞洲觀念，並提供了一種能夠超越歐洲及歐洲中心主義典型視角的敍述」。

　 汪暉說，他是在旅途中獲得威尼斯大學的電郵，得知自己獲獎，當下並沒有什麼特別感覺：「我個人沒有特別想過得獎這個問題。」他指出，獲獎對學者來說不是件 特別重要的事，因學術工作是日積月累的，尤其人文學科，有很多工作很冷門，不獲獎也不代表不重要。他認為獲獎值得高興的只是受到來自「另一個世界」的關 注。

　「我主要是以中文寫作，絕大多數都是翻譯。我自己的著作現在大概有十 幾種被翻譯成外文，英文的、日文的、韓文的、意大利文的、西班牙文的、俄文的……這對我來講還是有意義的，因為中文的寫作，尤其是學術寫作，得到國際承認 的概率很低很低，幾乎沒有出現過。中文學術在今天，有這個可能性獲得更廣泛的閱讀對象。」他說，自己從20多年前就開始閱讀哈伯馬斯：「我讀西方的理論著 作比較多。但中國學者的著作，除非你用英文寫作，才能在西方世界得到承認，說實在的也不多。現在中文學術寫作，也一定程度上被西方重視。發獎表示中文寫作 本身是有被閱讀的可能性的，寫作的目的是為了探索，歷史和未來。」

　「我只能代表我自己」

　 汪暉注意到，西方學者學術著作研究的是西方社會，但卻有那麼多中國讀者閱讀，大抵是因為西方社會轉型對中國有參考價值，「反過來講，對中國社會自身的探 索，對其他社會有沒有意義？這是其他世界關心的主要地方。我們讀西方學者的著作，他們都是研究他們自己的社會。比如哈伯馬斯研究公共領域，他研究的是德 國，討論的宗教，也主要是針對基督教社會。可是他們的書一出版，全世界的人好像都看。我們也看，這麼多年我們從當中學到不少。怎麼理解中國這麼一個漫長的 文明，這麼豐富的文明，20世紀以來這麼大的變遷。我們自己詮釋這些變遷，這對中國人有意義，對全世界恐怕也有意義」。

　 生於1959年的汪暉比哈伯馬斯小30歲，今次共同獲獎，自然很感榮幸。他們是舊相識，下月去意大利領獎，又能碰面。汪暉覺得，此次威尼斯大學把獎項頒給 二人，有促進東西方文明對話的意圖。他認為西方把中國看作另外的「世界」愈來愈重視：「不是因為我，而是這個世界本身變得重要。」

　學術中國才上路

　 一直被認為是中國學術界「新左派」代表人物的汪暉，如何看待這一標籤？他說：「學術工作、思想工作，當然有不同的傾向這是確實的，我不否認。但要把所有的 學術工作，都簡單歸類到某個門派裏頭，這未免太簡化問題了。」他以自己的研究廣泛為例：「我自己的研究裏，涉及古代的、晚清的，怎麼分『新左派』、『新右 派』呢？社會思潮是存在的，但是把思想、學術工作純粹用名目罩起來，我覺得沒什麼意思。」

　 同時，汪暉也謙稱不能代表任何人：「在思想領域什麼叫『代表』，我只能代表我自己，做我自己的事，我不能代表誰。在今天，我覺得反覆重複這些概念已經沒有 什麼意義了。因為這麼複雜的社會變遷，你從任何一個方向都可以有些不同的解釋出來。如果硬要把所有問題都用貼標籤的方式，這還怎麼思考呢？別人可以把你歸 類，但我個人思考的時候，我不會考慮這些概念。我們關心的是到底有什麼問題，我們怎樣解釋今天中國的變遷。歷史隨着現實的變化，也不斷發生變化，你要通過 研究作出解釋。」

　隨着中國的國力愈來愈強大，中國變成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，這不隨任何人的意志轉移。應該說，給予研究、討論、爭鳴以更多的自由與空間，是必要的。歷史上，沒有一個不允許人說話的真正強國。中國才上路，詮釋剛開始，樂觀還太早。

　[文．許驥 編輯﹕袁兆昌 mpcentury@mingpao.com]

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