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unday, September 29, 2013

世紀.Intellectuals﹕他,以及哈伯馬斯 專訪帕西奧利獎首位獲獎華人:汪暉


世紀.Intellectuals﹕他,以及哈伯馬斯
專訪帕西奧利獎首位獲獎華人:汪暉

汪 暉,1959年生,現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。曾先後在哈佛大學、加州大學、華盛頓大學、香港中文大學等大學和研究機構擔任研究員、訪問教授。主要著作 有:《反抗絕望:魯迅及其文學世界》(1990)、《無地徬徨:「五四」及其回聲》(1994)、《汪暉自選集》(1998)、《死火重溫》 (2000)、《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》(2005)等。汪暉曾在1996年至2007年擔任《讀書》雜誌主編,在其任內,《讀書》依然是內地最有影響力的 雜誌之一。

 編按:中國著名學者汪暉,與德國哲學家哈伯馬斯同獲2013年度盧卡‧帕西奧利獎(Luca Pacioli Award),汪暉成為第一位獲授此學術獎項的華人。本版記者致電汪暉訪問,談談他對中文學術書寫在國際的位置如何,展望中文學術在國際上的發展。

  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汪暉,近日與德國哲學泰斗哈伯馬斯(Jürgen Habermas),共獲意大利威尼斯大學(Ca' Foscari University of Venice)頒發「盧卡.帕西奧利獎」(下稱「帕西奧利獎」),揚威國際學界;中國學術寫作,達到可與世界級哲學家比肩的程度。但對獲獎,汪暉在電話那 頭指出,這其實是中國愈來愈受到世界關注的結果,謙稱與他個人並無關係。

 中文學術書寫始受重視

  帕西奧利獎由創立於1868年,由威尼斯大學創立,以文藝復興時期的「會計學之父」Luca Pacioli命名,旨在表彰運用跨學科方法做出創造性研究的國際著名學者。威尼斯大學亞洲及地中海非洲研究所所長李集雅讚揚汪暉「經過漫長的文學史和思 想史研究的旅程,他對傳統分析提出質疑,解構老一套的亞洲觀念,並提供了一種能夠超越歐洲及歐洲中心主義典型視角的敍述」。

  汪暉說,他是在旅途中獲得威尼斯大學的電郵,得知自己獲獎,當下並沒有什麼特別感覺:「我個人沒有特別想過得獎這個問題。」他指出,獲獎對學者來說不是件 特別重要的事,因學術工作是日積月累的,尤其人文學科,有很多工作很冷門,不獲獎也不代表不重要。他認為獲獎值得高興的只是受到來自「另一個世界」的關 注。

 「我主要是以中文寫作,絕大多數都是翻譯。我自己的著作現在大概有十 幾種被翻譯成外文,英文的、日文的、韓文的、意大利文的、西班牙文的、俄文的……這對我來講還是有意義的,因為中文的寫作,尤其是學術寫作,得到國際承認 的概率很低很低,幾乎沒有出現過。中文學術在今天,有這個可能性獲得更廣泛的閱讀對象。」他說,自己從20多年前就開始閱讀哈伯馬斯:「我讀西方的理論著 作比較多。但中國學者的著作,除非你用英文寫作,才能在西方世界得到承認,說實在的也不多。現在中文學術寫作,也一定程度上被西方重視。發獎表示中文寫作 本身是有被閱讀的可能性的,寫作的目的是為了探索,歷史和未來。

 「我只能代表我自己」

  汪暉注意到,西方學者學術著作研究的是西方社會,但卻有那麼多中國讀者閱讀,大抵是因為西方社會轉型對中國有參考價值,「反過來講,對中國社會自身的探 索,對其他社會有沒有意義?這是其他世界關心的主要地方。我們讀西方學者的著作,他們都是研究他們自己的社會。比如哈伯馬斯研究公共領域,他研究的是德 國,討論的宗教,也主要是針對基督教社會。可是他們的書一出版,全世界的人好像都看。我們也看,這麼多年我們從當中學到不少。怎麼理解中國這麼一個漫長的 文明,這麼豐富的文明,20世紀以來這麼大的變遷。我們自己詮釋這些變遷,這對中國人有意義,對全世界恐怕也有意義」。

  生於1959年的汪暉比哈伯馬斯小30歲,今次共同獲獎,自然很感榮幸。他們是舊相識,下月去意大利領獎,又能碰面。汪暉覺得,此次威尼斯大學把獎項頒給 二人,有促進東西方文明對話的意圖。他認為西方把中國看作另外的「世界」愈來愈重視:「不是因為我,而是這個世界本身變得重要。

 學術中國才上路

  一直被認為是中國學術界「新左派」代表人物的汪暉,如何看待這一標籤?他說:「學術工作、思想工作,當然有不同的傾向這是確實的,我不否認。但要把所有的 學術工作,都簡單歸類到某個門派裏頭,這未免太簡化問題了。」他以自己的研究廣泛為例:「我自己的研究裏,涉及古代的、晚清的,怎麼分『新左派』、『新右 派』呢?社會思潮是存在的,但是把思想、學術工作純粹用名目罩起來,我覺得沒什麼意思。」

  同時,汪暉也謙稱不能代表任何人:「在思想領域什麼叫『代表』,我只能代表我自己,做我自己的事,我不能代表誰。在今天,我覺得反覆重複這些概念已經沒有 什麼意義了。因為這麼複雜的社會變遷,你從任何一個方向都可以有些不同的解釋出來。如果硬要把所有問題都用貼標籤的方式,這還怎麼思考呢?別人可以把你歸 類,但我個人思考的時候,我不會考慮這些概念。我們關心的是到底有什麼問題,我們怎樣解釋今天中國的變遷。歷史隨着現實的變化,也不斷發生變化,你要通過 研究作出解釋。」

 隨着中國的國力愈來愈強大,中國變成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,這不隨任何人的意志轉移。應該說,給予研究、討論、爭鳴以更多的自由與空間,是必要的。歷史上,沒有一個不允許人說話的真正強國。中國才上路,詮釋剛開始,樂觀還太早。

 [文.許驥 編輯﹕袁兆昌 mpcentury@mingpao.com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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